第2193章 仁宗篇10 帝国的政治生态
范仲淹秉政时期,也是大汉帝国迎来的一个真正的“庶族时代”,从中枢层面,帝国“庶族”官僚第一次真正地盖过了贵族集团。
在范仲淹的吏政改革中,黜落了一批尸位素餐之人,其中固然不乏庶族权贵,但更多的还是靠门第恩荫而居高位要职者。
同时,也提拔了一大批人才,这就不可避免地提高庶族官僚的实力与影响,毕竟,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与积累,思想理念、社会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迁,庶族集团的人才储备与覆盖面都要远远超过那些功臣老贵。
当然,到了正统十一年,大汉帝国所谓的贵族与庶族之间,并非完全对立的两派,早在太宗时期,双方之间,就已经开始合流。
庶族之中,并不乏投身权贵,以谋晋身者,甚至有不少人得以跻身高位;而以家族世袭为传承的功臣勋贵,尤其是那些军功老贵,随着降等世袭的压力与日俱增,为保证家族的权力与影响力,也同样在招揽门人,支持培养庶族人才。
因此,在大汉帝国的上层统治阶级中,早就不单纯以门第、出身区分立场派别,各势力集团的划分实则很复杂。
宗室、外戚、门阀、学派、同年、改革派、保守派、皇党、相党、集权派、地方派,乃至单纯各衙司在漫长岁月中诞生的利益集团,都极大地丰富了帝国的政治派别。
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些职权低下、目光浅狭的中下级官吏、士人,更加看重出身,计较门第,多少自命清高者,对那些“臭不可闻”的权贵、权势,暗地里羡慕极度,上赶着追逐。
而诸派系中的领袖人物,不论贵庶,实则都有一个共同身份——权贵,都属于同一阶级——统治阶级,他们之间的群体划分,只是基于不同政治立场与利益的内部矛盾分化。
在帝国上层阶级日益固化、保守、迟缓、堕变的同时,政治的稳定性,实则也是在不断提升的,就在于一个平衡牵制。
或许有人、有派系能够强势一时,大权在握,但绝对摆不平所有人与势力。这也是范仲淹秉政时期大汉帝国的政治生态,这也是他以一届“寒门”、南臣的身份,在明显缺乏皇权支持的情况下,却能跻身百官之首,位居尚书令,将最大的一部分相权揽在手中的真正原因。
这种政治生态的的形成,不只反映出新权贵的崛起,老勋贵的让权,对皇权而言,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毕竟,列祖列宗们,需要费尽心机、使尽手段才能维持的一种平衡,经过百年沧桑,已然真正在帝国上层建立了。
既是约定俗成,也习以为常,可谓深入人心。看看皇帝刘维箴都做了什么吧,仔细地列举,他似乎什么也没做,就连一直想修的道观,都被范仲淹阻止了。
但大汉帝国的状态,却是风吹雨打,而不动如山!这就是帝国耗费百年时光,方才形成的政治体制与生态,带来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稳定。
只不过,在上层建筑越发趋于保守顽固的时候,难免产生一些问题与弊病,如范仲淹者,想要改变,扭转那种有如逝者下流的自然趋势、客观规律,显然是很困难的。
从正统六年回京之初的万众期待,满堂欢呼,到十二年的“声名狼藉”,非议不断。这六年间,范仲淹的诸多改良措施、政策方针,在苦苦支撑,艰难维持建隆盛世余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筛选同道与同志。
经济上的整顿就不需多说了,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动了人家的奶酪,人家自然视其为仇雠。但是,帝国的经济场,水深且混,可供浑水摸鱼,妥协、交易的空间也大。
关键在于政治上的措施,尤其是范仲淹的选材、用人思想,唯才是举固然是政治正确,放诸天下都颠扑不破的道理,但也不能罔顾现实的政治环境。
因此,当范仲淹开始对恩荫制度动心思,哪怕只是一种改良,再加上一些限制,依旧引得群起而攻,并且注定了其失败走人的结局,因为他触及的是朝廷老贵、新贵所有人的利益,远重于钱财的根本政治利益。
反噬在正统十二年,在河北之乱彻底平复之后才真正到来,都是发动者们深明大义,或者说抓的好时机了
当然,即便改变不了深层次的、根本上的问题,范仲淹还是实现了一些对既有制度的重大撬动。比如,正是在范仲淹时期,文臣掌军,第一次堂而皇之出现在帝国的军政坛上。
军功贵族们对兵部的垄断,已被打破几十年了,到了正统年间,在范仲淹的主导下,在一干庶族力量的支持下,趁着“石李之争”,将军功贵族对枢密院军政大权的垄断也给击破了。
“石”指的是石元孙,“李”指的是李光辅,这二人一个是石守信子孙,一个是李筠曾孙,都是帝国根红苗正的老牌勋贵之后。
在枢密使折惟昌病逝之后,为了争夺枢密使的位置,各引援手,斗得不可开交,引发了帝国军令系统内的一次大洗牌。
最后,范仲淹联合萧氏,将世宗时期的名将萧惠,推上了枢密使之职,但与此同时,时任西北巡检使的富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这文臣第一次真正位居帝国武堂,即便是排名最末的枢密副使。
如富弼、韩琦等学院派士人,虽在世宗时期就有名声,并得到充分的锻炼,但也正是在范仲淹掌权后,才真正得到重用。
范仲淹称富弼为王佐之才,若非其大力提拔,富弼得多走十年的仕途,方才能达到今时的地位。当然,富弼的出挑,与他的岳父老相公晏殊,显然也脱不了关系。
而平定王则起义,虽然以枢密副使石元孙作为主帅,但作为安抚使的敬彦博也是文人出身,并且具备军事指挥之权。在河北战场,韩琦也作为河北转运使、行营粮料使,负责大军辎需供应,手下同样有兵
虽然早有征兆与趋势,但经由范仲淹彻底发动,针对帝国军令系统进行的改革,也显然引发了大量功臣老贵的不满。因此,这让他们直接地感受到,自己对于帝国军政影响力的动摇。
而关于范仲淹对军队“精兵简政”的整顿提议,也同样引发了大量不满,即便他是出于严纪强兵的考虑,依旧让人反感,直觉其手伸得太长。
包括自郭良平之后,势力有所回落的海军系统,都对范仲淹不满,因为他试图裁减由老枢密郭良平制定的“二十年造舰造炮计划”。
范仲淹的倒台,让后人产生了无数的遗憾,让无数眷恋建隆盛世的人其意难平,但是,在正统十二年,他的倒台是注定的,这是由帝国统治阶级集体发动的一次反扑,是一股时代浊流,其势难挡。
而范公留下的诸多时代印记,真正为人所接受,并引发众多统治阶层效仿的,便是“义庄”。
早在建隆时期,范仲淹便首倡义庄,在其兄范仲温的支持下,兄弟俩在苏州建立了一座“范庄”,置办土地,发展生产,用以安置、接济那些穷困的范氏族人、亲戚。
争相效仿者很多,得名又得利,等到正统年间,全国各地,由权贵们建立的义庄已然在帝国诸道遍地开花。
大汉帝国的庄园经济,迎来了一波蓬勃发展,而世祖、太宗皇帝曾经努力寻求限制与打破的人身依附关系,又再度在地主与佃民之间建立起来了,并且更加强势与顽固。
历史是个圈,兜兜转转,最终还是难免回到让人熟悉的轨道上。也正是从范仲淹之后,历代王朝兴衰变迁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弊病与问题,也以一种显著的、不可遏制的姿态,出现在大汉帝国身上,并且再难通过努力,恢复到曾经的清明。
只不过,比起历代王朝,大汉帝国的各种资本要更为丰厚一些,家产也能够败得更久一些。但具体能败多久,除了要看帝国统治阶级的堕变速度,也跟皇帝的素质与作为息息相关,毕竟,帝国还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君父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依旧重大。
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海外贸易的蓬勃兴起,内外交流的日益紧密,资本主义的萌芽也以一种可做期待的姿态,出现在大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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