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风引发了西风，一场横跨海峡两岸的舌战势在必然。
从台北回来后，我一直在回避潘教授，他不知从哪儿探听到我去台湾拜访了顾老人家，短时间内先后给我来了一封邮件、两个电话和多条短信，问我行踪，表示很想见我。我以在乡下赶写稿子(事实也是如此，我在写下部《西风》)，无暇见他来搪塞。我似乎是受了顾老的影响，对他有情绪。
其实不是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和实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有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见面绕不开要说起顾老讲的故事，他听了一定会组织人力予以反击。潘老是首当其冲的中锋大将，靳老(即老虎)和老k的长子陈金明可以当个左右边锋，王田香女儿王敏和哨兵甲可以打个后卫，还有部分党史研究人员做个声援的啦啦队也是真资格的。一年前，正是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帮助我完成了上部《东风》，现在有人要对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进行毁灭性的剿杀，他们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一定会集体反击的!
如果反击无力倒也罢，反之将严重影响我写《西风》的热情。写东西就像谈恋爱，稀里糊涂时感觉最好，等你把对方身体和心灵深处的几个凹凸面都摸透，谈的恐怕就不是恋爱，而是人生了。人生的感觉无非就是咬牙：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我不想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情，咬着牙来完成《西风》，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潘教授的追踪，避而不见。我早想好了，先写出来再说，完了给他们看，听他们说。他们怎么说都可以，我将照搬不误，公之于众。总之，我不会偏听偏信，我将努力做一个聪明的传声筒，争取挑起双方打一场时髦的口水仗，让他们把想说和不想说的真话、假话都一股脑儿端出来，接受世人的评判。我不相信鱼龙混杂的说法，我相信鱼就是鱼，龙就是龙，鱼龙混杂才能把鱼龙分开。
二
乡下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正如胖女人不是现代的美人一样，慵懒、缓慢也不是当今的时尚。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坐船去纽约或许会成为你是神经病或穷鬼的证据，男人和女人见面就上床也不是什么新闻，不必大惊小怪。相反，我至今还在用一部十年前买的手机，这成了一件比什么都叫人新奇的事情和问题，为此我受够了各种善心或恶意的夸奖和嘲笑。善心和恶意，夸奖和嘲笑，都是因为我失去了速度。速度，挑战更快的速度。速度，满足于更快的速度。速度，一群聪明人送出的礼物，一头风做的怪物，一条上去了就下不来的贼船。毫无疑问，今天你想拥有一部手机要比没有更容易，你想拥有一部新手机也比保留一部老手机更容易。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的魅力，也是问题，速度裹挟着我们往前冲，我们慢不下来，慢下来就是逆流而行，需要我们付出双倍的气力和努力。
其实，我选择到乡下来写作也是为了速度，在这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无亲无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漫漫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也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声。
三
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
我没有选择，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质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这样对我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一定是被气死的，从理论上说也可能因愧疚而死。我觉得，如果你写的那些是真的，我父亲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依然谎话连篇，真是……怎么说呢？令人羞愧啊。我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其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子女，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下字据。”
之豁达，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私以为他对我的宽容和厚爱，一定将成为他要求我打压顾老、捧举潘老的砝码。就是说，他对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里有个小算盘，付出一点，索取更多。与其让他来索取，不如主动奉上。这样想着，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毁掉稿子。
错!
没这回事。
根本没有。
潘教授明确告诉我，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无需说。”潘教授从容不迫地对我说，“我相信父亲的功过组织上自有定论，个人说什么都是白说，没意义的。”
正因此，潘教授对组织上替其父亲拟的悼词尤为看重，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认真到了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地步。认真不等于如愿，从他不同意我对外公开悼词这一点看，我有理由怀疑他对组织上最后定夺的悼词是不满意的。
四
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701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高级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701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加上部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本人(老虎)、老k的长子陈金明、王田香女儿王敏和哨兵甲等及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花圈，最后花圈多得连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子，一个是一盘光碟。稿子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没必要还我，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种情绪的，也许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味吧。
我收下稿子，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
他摇头，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点认错的感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701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流下一滴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眼泪的人。”
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你稿子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李宁玉)把情报传出去，是因为我姑姑的眼泪感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道，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眼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说过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你把一个关键的情节落在一个可疑的支点上，这也许不合适吧。”
我想，反击开始了。
可转眼又结束了。除了建议我把那个关键情节改掉外，他再无异议，多一个字都不肯说。看事看样，听话听音。我明显感到他有话可说，可就是不肯开口。他的沉默让我感到好奇。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
他摇摇头，沉默地走了，坚持不置一词。
四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他一条短信，发信的时间(凌晨三点)和发送的内容，无不说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毁了他的意志，让我有幸看到这么一条短信：
我为什么沉默？因为她(顾老)是我的母亲。他们像某些浓缩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让他们去说吧，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除了沉默，别无选择。
触目惊心!令我心里雪亮得再无睡意。
两个小时后，我在失眠的兴奋中又迎来了他一条短信：
请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
五
我不走。
我觉得一切才开始。
我借故还有其他事，换了家宾馆住，私下去找靳老等人。显然，教授已经捷足先登，私下跟他们串通好，不要理我。我去找他们时，没有一个人乐意见我，勉强见了都跟我打官腔，对我一个腔调：
“行啦，别问了，我该说的都说了……这情况我不了解，你去问潘教授吧，这是他们家的事情……”
好像当年面对敌人审问似的，守口如瓶。
最后还是王田香的长子、王敏的哥哥王汉民为我揭开了谜底。四年前他被中风夺走半边身体的知觉，长期住在医院，与外面接触很少，可能潘教授没想到我会找到他，没去跟他串通。也可能是长期待在医院里，太孤独，王先生对我格外热情，有问必答。他告诉我，因为那个原因(对不起，我要尊重顾老永远为她保守这个秘密)，顾小梦一直没有结婚，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与变节的潘老结了婚。
其实，潘老变节是假，骗取顾老信任，打入国民党内部去卧底才是真。婚后，凭着顾小梦父亲的关系，潘老和顾老双双去了南京，顾小梦在国民党保密局任职，潘老在南京警备区政务处当组织科长。第二年，顾小梦生下第一个孩子，就是潘教授。南京解放前一个月，顾小梦又怀上第二个孩子，潘老考虑到一家人的安全，向组织上申请并获批准，他可以带家眷离开南京，去解放区。潘老把顾老骗上路，一走居然走到北平。当时南京已经解放，国民党气数已尽，开始往台湾逃。潘老以为事已至此，顾老不可能怎么样，便对她摊牌，道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动员她加入共产党，开始新生活。想不到顾老坚决不从，毅然把身上的孩子做掉，抛夫别子，孤身一人出逃，辗转几千里，去了台湾。
我听着，只觉得深深地遗憾。
我是说，这些东西让一个外人来告诉我太遗憾了，该由潘教授来说……可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恐惧。我深刻地感觉到，潘教授已经非常懊悔认识我，他说他向我打开的是一只潘多拉的匣子……手机用户看风声请浏览https://m.shuhaiju.com/wapbook/81500.html，更优质的用户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