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台开始,发生争执时,陈虻总说:“你的问题就是总认为你是对的。”
我不吭气,心说,你才是呢。
他说:“你还总要在人际关系上占上风。”
咱俩谁啊?从小我就是弱势群体,受了气都憋着,天天被你欺负,哪儿有你说的这毛病?
我采访宋那年,他十六岁,在抑郁症治疗中心的晚会上参加一个集体朗诵,他分到那句诗是:“这就是爱。”
他脸上表情那个别扭。
采访时我问他:“你为什么说这句的时候那么尴尬?”
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爱。”
我用了很大的力气去准备,跟他一起吃饭、聊天。但第一次正式采访,还是特别不顺,找采访的地方就花了挺长时间,他不想说心里的话,我勉强着问,脸上的笑都是干的。两位摄像因为机位和光线遇到点麻烦,也有点较劲。
心里的急像针一样扎着我,我把脸拉下来,说:“不拍了,走吧。”
老范是编导,扭着手看着我。
“都不快乐,就不要拍了。”我转身拉开门就走了。
老范后来控诉过我:“你每次说的话其实都没什么,最可怕的是脸色。”
我?我对着镜子左照右照……我?我不是最恨动不动给人脸色的人么?每次看到那样的脸,我都心里抽一下,紧一下。我?我给别人脸色?
“你……对别人挺好的吧……就是对我。”她一边说还一边看着我的脸陪着点小心。
“我真的脾气不好啊?”坐在车上我犹豫半天,问小宏。
他是我们三个女生——老范、老郝、我——最信任的人。从不解释自己,也不说服别人,没见他对谁冷眼,也不抢什么风头。小时候被大人戏弄,光屁股放在铁丝上坐着,疼得龇牙咧嘴还要冲人家笑。节目需要隐蔽拍摄艺校学生陪酒事件时,他作为当时组里唯一成年男性必须出马,隐姓埋名偷拍一段。完成任务后,他请陪酒的女生吃了披萨,还一整夜没睡好,觉得欺骗别人内心不安——就是这么个人。我们三个女生有不对的地方,他也不责备,他的存在就是示范。
我问完,他想了想说:“你是这样,别人一记直勾拳,你心里一定也是一记直勾拳,不躲避,也不换个方式。”
我嘟囔了一下:“我还觉得我挺温和呢。”
他微笑:“那只是修养。”
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啊?”
他说:“当然啦。”
他这话给我刺激很大:“你们知道我本来什么样还对我好?”
他不答只笑,好像这句话根本不需要解释。
但我也拉不下脸来向老范道歉,只好发个嬉皮笑脸的短信过去。她立刻回一朵大大的笑。我自惭一下。
第二天,再去拍。奇怪,我前一天把采访都废了,脾气那么急,宋倒没生我的气,可能看到我的弱点,有点亲切。
这天坐在他的小房间里重新采访,光线有点暗,地方也很局促,李季是摄像,说:“别管光线,新闻就是新闻,他就应该待在他的环境里。”我心里一下就松了。
宋说,他跟父母一起去了友谊医院的心理治疗俱乐部,在现场治疗,家长孩子都在。宋和他爸爸坐在台上,柏大夫对他说:“你要把你对你爸的感受说出来。”
宋不肯说。
柏大夫说:“说出你真实的感受。”
僵持片刻后,他说起这些年被父亲漠视的感受。
“你倒是逃避了,我呢?”他说着说着站了起来。有人要拉他,被医生制止了。“我恨你。”他捶着墙,脸扭曲了,一呼一吸,胸口剧烈起伏,哮喘病都发作了。
现场一片乱。柏大夫坐着没动,说:“说出你真实的感受。”
采访时宋的父亲跟我说起这个瞬间:“我知道他对我不满意,但我从来没想到我对他的伤害有这么大。”他的眼泪挂下来:“原来我说他的那句话,‘早晚有一天后悔’,现在意识到我这么做我应该后悔了。对他放弃、漠视,今天这个结果就是当初种下的。”
平静下来后,父亲去了墙边,拉儿子的手。他说:“这感觉非常奇妙,这么多年我们都没有接触过。”
我问宋这个瞬间,他把头偏到一边笑了,说:“哎哟太假了我告诉你。”
“你没有你爸说的那感觉?”
“没有没有。”他不看我。
“你说的是真话么,还是你只是不愿意承认?”我笑。
“我看着你的眼睛说的话是真的,不看的时候就不是。”他也笑了。
“每个人都会有不够有勇气的时候,”我说,“那一瞬间你是不是有些原谅他了?”
他看着我说:“可能是……原谅了吧。”
采访完,机器一关,我俩对着笑,他说:“我战胜了自己。”我说:“我也是。”他跟我拥抱了一下,说:“战友。”
晚上回到家,宋发了一个短信,说他在查一些关于我的资料,看到网上讨论“双城的创伤”时,记者是否应该给小孩子擦去眼泪,有人说这样不像一个记者。
他说:“我想告诉你,如果你只是一个记者,我不会跟你说那么多。”
这个片子剪完第一版,又出了事。
每次看粗编的片子,老范都紧张得把机房的门从里面插上,不许别人进来,死盯着我。只要我看着监视器,她就敏感得像一只弓着背的猫,头发都带着电往上竖着。她就这样,婴儿肥褪后,早出落成好看的大姑娘了,还是绝不让人看她不化妆的样子。
看这个片时我面无表情……素来如此。看完我转头说了一句:“把采访记录给我看看。”
她就炸了:“柴静,你太不信任我了。”
我莫名其妙:“怎么了?”
她冲我嚷:“你根本不知道我对你多好,我什么时候牺牲过你的采访?”
我心想,这跟对我好不好什么关系,这是业务讨论啊。
她翻脸了,一副我受够你了我不干了的样子。
我回家路上气恨得直咬牙,喉咙里又辛又酸,心想:“爱走走,等将来你吃亏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承认问她要采访记录确实是对剪辑有不满的地方,但我心想,是因为你的节目好,所以我才用不着刻意表扬你呀,挑点你的错——那是因为我比别人对你更负责,所以才要求你,希望你更好。
我俩都打电话向老郝投诉,她两边劝,也没什么用,闹到不可开交,往往要靠小宏出面调解。
我在他面前脾气更大了:“我就奇了怪了,这么点小事,就跟我过不去?”
他说:“没人跟你过不去,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
我不吭气了。
他从来不指责我们中的谁,有次说起小时候家事,他家三兄弟,母亲承担生活重压,脾气暴躁,常常打他们,下手不轻。他说:“每次她发火我都害怕,立刻认错。”
我以为小孩子怕挨打。
他说:“我怕她生气,气坏身体。”
我用那个口气对老范说话,还有个原因,是觉得她素来没心没肺,跟谁都嬉皮笑脸,小甜嘴儿,爱热闹,一点点大就跑工地上找个铁棍子拿手里,对民工大叔们说:“我给大家表演十个节目。”
用同事杨春的话说,十处打锣,九处有她。
我送过她一副蓝宝石耳环,她成天挂着,挤地铁被一个人扯了一下,直接把耳垂扯豁,耳环也掉了。我听说了,眯着眼嘴里咝咝直抽凉气,两天后一见面,我先扒拉开她头发想看看伤情,发现耳环已经在刚愈合一线的小豁口上悬着了。所以我对她比起别人格外不留心,觉得她皮实,怎么都成。有次我们在宾馆坐电梯,我突然发现,她恶狠狠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特别狰狞。
我吃一惊,她平常从来没这表情。
后来才发现,每次只要路过镜子,她唯一的表情就是这副仇恨自己的样子。我实在忍不住了:“难道你这么多年就认为自己长这样子么?”
她吃惊得很:“难道我还有别的样子么?”
有次陈威给她拍照片上内刊封面,拍了很多张,别的都巧笑倩兮,只有一张是她当时看见了镜头上自己的倒影,立刻怒目而视。结果她非要选这张当封面。老郝死劝她,她急了:“你们爱选哪张随便吧。”转身走了。
我俩才知道她是认真的,她认为真正的自己就应该是在镜子里看到的那样,苍白忧郁,自怨自艾。每次她这么说,我跟老郝都笑得直打跌,至于她为什么要这么看待自己,我没问过,也不当真。烂熟的人,往往这样。每次一看见她这个表情我就呵斥她,胡噜她的脸:“不许!”
但几年下来,这个根本改不了。做宋这期节目时,她让那些得抑郁症的孩子看自己手上的烟疤,一副“我也有过青春期”的悲壮。我一开始当笑话听,后来有次看过她胳膊,抽口冷气,气急败坏:“不许!”
小宏对她只是溺爱,只有我问他,他才说:“范的内心有一部分其实是挺尖锐的。”一副心疼的口气。他不责备她,也不要她改变,只是过马路的时候轻扶着这姑娘的胳膊——因为她永远在打电话,完全不顾来车。
那天看老范的粗编版,其实挺触动我的,只是我没告诉她。有一段纪实是我采访完宋,两天后,他要正式登台朗诵。当天他爸说好要来,临时有工作没来。他急了,又捶着墙,不肯上台演:“既然他不来,你说让我干嘛来呀?”
他父亲后来赶到了现场,说事儿没处理好,“今后一定改……”
宋打断他:“能自然点儿吗?改变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以前怎么冷落我的?我不愿说,一说就来气。”
他父亲神色难堪,压不住火,说了句“二十年后你就明白了”,转身要走,走到门边又控制住自己。在场另一位带女儿来治疗的母亲劝解他,他说:“可能我的教育方式太简单了,我认为儿子应该怎么怎么着。”那位妈妈说:“不光是简单,不光是家长,不管任何人,你去告诉别人应该怎么样,这就是错的方式。我就错了这么多年。”
这话说得多好,我回去还写进日记里了。道理我都懂,但只要落到我身上,工作中一着急一较真,碰到自己认为非得如此的时候,就免不了疾言厉色,而且一定是冲自己最亲近的人来。
老郝说我。
我不服气:“那我说得不对吗?”我心想,事实不都验证了嘛。
“你说得对,但不见得是唯一的道路。”
我一愣,这不就是陈虻说的话?老郝这么一说,我不言语了。
老范不像老郝这么硬,做节目时她一吵不过我,就从宾馆出走。雨里头淋着,哭得像个小鸭子。
我给她发一短信:吵不过可以扭打嘛,冻着自己多吃亏。
过一会儿,收到短信,说:“我在门口呢,没带钥匙。”
门打开,我一看头发是湿的,小卷毛全粘脸上了,去洗手间找条毛巾给她擦头:“好啦,我错啦。”
她哇一声搂着我哭了,我只好尴尬地拍着她背。
唉,这辈子认识他们之前,我就没说过这三个字,说不出口。现在才知道,搞了半天,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三个字。
她让我最难受的,不是发火,也不是哭,是这事儿过后,就一小会儿,她脸上还挂着哭相,眼睛肿着,天真地举着一只大芒果,趴在我床边一起看网上有趣的事儿,还自言自语:“你说这会儿心情怎么跟刚才特别不一样呢?”
我事后问她:“你干嘛这么脆弱啊?这只是工作嘛。”
她说:“因为我在意你啊。”
没人用这方式教育过我,我当时噎住。
我每每和老范吵架,分歧都是,她时时处处要为我们采访的人着想、开解。而我担心这失于滥情,不够冷静,觉得工作应该有铁律,必须遵从,不惜以冷酷来捍卫。
某次采访一位老爷子,做实业十几年,挣了几百亿,捐出四十亿做公益。他崇拜曾国藩,要“求缺”。闲着没事的时候,我说你经商很成功,那要你来经营新闻,能做成么。他认为跟企业一样,抓住核心竞争力,建立品牌,品牌就是人。我说那负面新闻你怎么处理?
他摇摇头:“新闻不分正面负面,新闻的核心是真实。”这句话我早知道,但从他这儿说出来,还是让我琢磨了很一会儿。
这位老爷子脾气直,采访谈得差不多了,他直接站起来把话筒拔掉。“可以了。”他说,“柴静,来一下。”我挺意外,但知道这老头儿肯定是要讲点什么给我听,比如像曾国藩一样指点下别人面相。
果然。
进他的办公室后,他就说他懂点看相:“你,反应很快,才思敏捷……但是……”
来了。
“……你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太偏激,就是你们说的愤青。”他接着说,“偏激就会傲慢,无礼。你很想做事,但要改掉这个毛病。”
我想辩解,还算咽下去了,说:“那怎么办?”
“多读书。”老爷子说,“另外,存在即合理,你要接受。”
我回来当玩笑说给她俩听,结果老郝听完看着老范一笑,老范也看着老郝一笑。我气得:“我有那么偏激么?”老郝安抚我:“倒没有……只是有点好胜。”我让她举例子,她说:“比如说,我觉得你不太在意别人的片子。”
我想说我怎么不在意了?想了想开会的时候评别的小组的片子,我几句话就过去了,或好或贬,都只是结论,词句锋利,好下断语,听完别人不吭气。我自认为出于公心,但对别人在拍这个片子过程中的经历没有体谅,我不太感受这个。
老范评片子时,永远赞美为先,处处维护,我有时觉得她太过玲珑。共事几年后,同事聚会,李季喝了点酒,握着她手,说了一句“原来以为你……”他顿了一下没说下去,接着说:“几年下来,你是真他妈纯洁。”
纯洁,哎。
她纯洁,心里没有这个“我”字,一滴透明的心,只对事坚持。而我说道理时,往往却是“应该”如何,觉得自己掌握了真理,内心倨傲,只有判断,没有对别人的感受。
陈虻以前要我宽容,我把这当成工作原则,但觉得生活里你别管我。他老拿他那句话敲打我:“如果说文如其人的话,为什么不从做人开始呢?”
我听急了:“我做人有自己的原则。”
他气得:“你觉得你特正直是吧?”
“怎么啦?”
“我怎么觉得你的正义挺可怕呢?你这种人可以为了你认为的正义背弃朋友。”
我当时也在气头上:“还就是。”
他第一次住院的时候,我和老范去看他,他还说起这事,对老范说我坏话:“她这个人身上,一点母性都没有。”
老范立马为我辩护:“不是不是,她对我就有母女之情!”
我勾着她肩膀,冲陈虻挤眼睛。他噎得指着我“你你你”半天,又指着老范对我说:“她比你强多了。”
我不当回事儿。
有次采访一个新疆卖羊肉串的小贩,跟他一块吃凉粉,他说当年一路被同乡驱赶,脚被拴在电风扇上绞断了,在贫困山区落下脚接来亲人。亲人却为独占地盘,对外造他杀人的谣言,我说:“不会吧?真的吗?”他把筷子往碗上一放,看着我说:“底层的残酷,你不理解。”我哑口无言。在电视素材里看见这段镜头,心想,这女同志,表情怎么那么多啊?听到自己经验之外或者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意见,她脸上会流露出诧异、惊奇、反感、不屑,想通过提问去评判对方,刺激别人,想让对方纠正,那种冷峻的正直里暗含着自负。
这女同志原来是我,那些表情原来就是我在生活里的表情。
这大概就是老范说的“脸色”。
唉。坐在电视机前,居然才把自己看得明明白白。
批评别人的时候,引过顾准的话“所谓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这会儿像冰水注头——天天批评专制,原来我也是专制化身。
我上学早,小矮弱笨,没什么朋友,玩沙包、皮筋、跑跳都不及人,就靠墙背手看着。
课堂上老师把“爱屋及乌”读成“爱屋及鸟”,我愣乎乎站起来当众指出。老师脸色一沉,说话难听一点,此后我就不再去他办公室。朋友间有话不当心,刺到痛处,就不再交往。十几岁出门读大学,不习惯集体生活,与同寝室的女生都疏远,天天插着耳机听收音机——如果当时有这说法,大概也可按“收音机瘾”收治我。
偶然,遇到一个女生在水池洗头,她胳膊有些不便,我顺手举起盆给她倒水冲洗,她神色奇异:“原来你对人挺好的。”
“我?”我莫名其妙,我什么时候对人不好了?
“你挺容忍的。”她说,“但你心里还是有委屈。”
这话说得我一怔。委屈,这个词,好像心里有一只捏紧的小拳头。
日后工作上学,换了不少地方,去哪儿都是拎箱子就走,不动感情,觉得那样脆弱,认为独立就是脱离集体,不依不附。亲近的人之间,一旦触及自尊心就会尖锐起来,绝不低头。我做宋的那期节目,多多少少是投射自己的青春期。
只有到了“新闻调查”这几年,我们组几个人,一年到头出差待在一起的时候比家人还长,简直是从头再长大一遍。老范和我都贪睡,不吃早饭,但她每天早起十几分钟,不开灯先洗完脸,就为了让我多睡一会儿。洗漱完一开门,一袋蛋糕牛奶挂在门把手上,还烫着,是李季挂在那儿的。这大个子从来不多话,但眼里心里都有。我的腰坐的时间长了有点问题,去农村坐长途车,席鸣给我在出租车的后座上塞个宾馆的白枕头。在地震灾区没条件洗澡,每个人一小盆水,我蹲在泥地上,小毕拿只一次性塑料杯子一杯一杯舀着温热的水给我冲头。早春到南方出差,细雨里,街边老人蹲在青藤篮子前卖蔟新的白玉兰。小宏五毛钱买一小束,用铅丝捆着,插在小宾馆漱口的玻璃杯里,让我放在枕边,晚上一辗转,肺腑里都是清香。
采访前,我常黑沉着脸,谁跟我说话都一副死相,心里有点躁时更没法看,陈威把他的不锈钢杯子递给我,“喝一口。”我扑哧乐了,接过来喝一口,递还他。他不接,说:“再喝两口。”
热水流过喉咙,脸儿也顺了。
没工作的时候,老郝拿碎布头缝个花沙包,五六个人去天坛,天空地阔,玩砸沙包。老范在边上吃老郝炒的芝麻面,像个花猫满脸都是……原来大家童年都寂寞。
年底我生日,老郝开了瓶酒,做了一大桌菜。吃完饭,灯忽然黑了,电视上放出个片子,是老范瞒着我,拿只dv到处去采访人,片子配了我从小到大的照片,还有音乐和烟花。我是真尴尬,这么大了,没在私人生活里成为主角,这么肉麻过。
最后一组镜头,我差点从沙发上滚下来,是我妈!这厮居然到我家采访了我妈。我妈戴只花镜,特意吹了卷发,拿着手写的绿格稿纸,很正式地边看边说:“妈妈真没想到,小时候孤僻害羞的你,现在做了记者这个行业,小时候落落寡合的你,现在有这么一群团结友爱的好同志……”
我一边听,恼羞成怒地拿脚踢老范。小宏一手护我,一手护她:“好了好了,踢一下可以了。”老郝拿个纸巾盒等在边上,挤眉弄眼。
他们对我,像丝绸柔软地包着小拳头,它在意想不到的温柔里,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了,生锈的指节在嘎吱声里欲张欲合,还是慢慢地有些松开了。
老郝批评过我不看别的组片子后,节目组里片子我都尽量看,别的电视节目也看,看时做些笔记,一是向人学习,另一个第二天开会发言,才能实事求是,对人对己有点用处。对自己节目的反思也多了。
白云升负责策划组开会讨论节目,听完了对我莞尔:“觉得你最近有些变化。”
唉,这么大岁数了才有。
我在日记里写:“一个人得被自己的弱点绑架多少次啊,悲催的是这些弱点怎么也改不掉。但这几年来,身边的人待我,就像陈升歌里唱的,‘因为你对我的温柔,所以我懂得对别人好’,能起码认识到什么不好,最重要的,是能以‘别人可能是对的’为前提来思考一些问题。”
年底开会的时候,我向组里道歉:“不好意思啊平常太暴躁啦。”
大家笑,好好,原谅你。
我又不干了:“哟,我就这么一说,你们真敢接受啊,谁敢说我暴躁我看看。”
他们哄笑。
后来送我一副对联:“柴小静,勇于自省,永远任性。”
宋成年之后,我与他在柏大夫那里见过一面,柏大夫说她一直有件后悔的事。当年父子俩在台上,宋当着众人面喊出“我恨你”时,她应该“托一下”这位父亲。
意思是她当时应该让男人讲一讲他的“无奈”,作为儿子,也是父亲,被两种身份卡住时的难堪和痛苦,让双方有更多的理解。每个人都是各种关系里的存在,痛苦是因为被僵住了,固定在当地,转不到别人的角度去体会别人的无助。
我听到她说,也有一些懊悔,拍那期节目时,我才二十多岁,也还只是一个孩子诉说自己委屈的心态,并没有去体会那个父亲的困境。柏大夫听了微笑着说:“你那时很内向,看你眼睛就知道。”
她忽然开口说起自己。三岁之前,母亲把她寄养在别处,带着姐姐生活,重逢后她觉得母亲不亲,觉得母亲更喜欢姐姐。五十年过去了,她养两条狗来修复自己的创伤,“因为那个不公平的感觉一直在”。原先那只养了六年的狗叫小妹,总是让她抱,趴在怀里,新来的流浪狗妞妞在旁边眼巴巴看着,她想放下小妹来抱妞妞,但小妹不肯让出位置,她放不下来,也就体会了“当年一直跟着母亲长大,突然加进一个成员时,我姐姐的难受劲”,知道“在每个角色里待着的人,都会有很多不舒服”。
她说,知道了这一点,“我就原谅了我母亲”。
生命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人是可以流淌的。宋现在长大成人,有了女朋友,夹在女友和母亲之间,他说多少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感受。柏大夫说给他,也说给我听:“和解,是在心里留了一个位置,让那个人可以进来。”不是忍耐,不是容忍,她指指胸口,“是让他在我这里头。”
陈虻说“宽容的基础是理解”,我慢慢体会到,理解的基础是感受。人能感受别人的时候,心就变软了,软不是脆弱,是韧性。柏大夫说的,“强大了才能变软”。我有一个阶段,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这之后我觉得世间有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二〇〇七年之后,小组里的人慢慢四散,调查性报道式微,小宏去了新疆,杨春去了埃及,小项天贺小鹏老陈强那时也都离开了“新闻调查”。我问过小项为什么走,他说:“没快感了。”他没有跟大家辞别,选在记者节那天走——“为了记着”。办公室我渐渐去得少了,都是空落落的桌子。后来办公室搬到一个黑洞洞的没日光的大杂间里,原先台阶上一年一标的箭头,被擦掉了。
老范也去了国外。
一年中我们几乎没有联系。我是觉得她这性格肯定已经打入异国社交界,别拖她后腿,让她玩吧。我生日那天,她在网上留了个言,说一直没跟我联系,是怕打扰我。认识这么多年了,两人还是这样,能把一步之遥走成万水千山……还好知道出发点,也知道目的地。
我和老郝相依为命,日日厮混。夜半编片子,有人给她送箱新鲜皮皮虾,她煮好给我送,我冲下楼去接,电梯快要停了,两个人撒腿就跑。在两人宽的小街上擦肩而过,到了对方楼下等不着人,手机都没带,找个公用电话打手机也没人接,四顾茫然往回走,一步一蹭走到人烟稠密的麻辣烫摊边,一抬头遇上,不知道为什么都傻乎乎的欢天喜地。
这路如果不拐弯,也不后退,走不了多久。老郝说:“这么走是条死路。”但她过了一会儿,说:“不这么走也死路一条。”
那就走吧。
这一年,我的博客也停了。外界悄然无声,人的自大之意稍减,主持人这种职业多多少少让人沾染虚骄之气,拿了话筒就觉得有了话语权,得到反响很容易,就把外界的投射当成真正的自我,脑子里只有一点报纸杂志里看来的东西,腹中空空,徒有脾气,急于褒贬,回头看不免好笑。
六哥兴之所至,每年做几本好看的《读库》笔记本送朋友们,还问:“放在店里你们会买么?”
“会。”
“知道你们不会。”过了一会儿,他又捏起小酒杯说,“但我喜欢,又行有余力,就做好了。”
过半年,他又问:“本子用了么?”
“没有,舍不得。”大都这么答。
他说了一句:“十六七岁,我们都在本子上抄格言、文章,现在都不当回事了。”
他说得有理,长夜无事,四下无声,我搬出这些本子,抄抄写写,有疑惑也写下来,试着自问自答。困而求知,没有了什么目的,只是为了解开自己的困惑。眼酸抬头时,看到窗外满城灯火,了解他人越多,个人的悲酸欢慨也就越不足道,在书中你看到千万年来的世界何以如此,降临在你身上的事不过是必然中的一部分,还是小宏那句话:“只是生活本身矛盾密布。”
年底,我在出差的车上,接到老郝电话,她说:“我跟你说个事。”
我说什么事儿。
她那边没出声。
电光石火间,我知道了:“你谈恋爱了……”
“切。”
“你谈恋爱了?”
“……”
“你谈恋爱了!”
“别喊!”
我了解她的脾气,没有确定的把握,她绝对不会说的,这就是说,她终于要幸福了。
六年里,我俩多少次走过破落的街道,在小店里试衣服,一起对着镜子发愁,挨个捏沿路小胖子们的脸,他们冲我们一笑,我们都快哭了。现在她终于要幸福了。
“天哪你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死人,别喊啊,他们要听见了。”
我挂了电话,给老范发了个短信。她马上把电话打过来,尖叫:“我明天就要回来。”
挂了电话,车往前开,陈威坐在副驾驶座上,过了一会儿,回头看着我笑了:“哟,柴记者,这些年还没见你哭过呢。”
“你管呢。”我抽抽搭搭地说。
老郝结婚的大日子前夜,我俩还在成都采访孙伟铭醉驾案。
做完要赶当周播。
她问我:“结婚证能不能他一个人去领?”
“滚。”我说,“你明天一早回去,后面的我盯着。”
等我拍完回去,她新婚之夜也待在机房,一直病着。我给她按按肩膀,又扯过她左手,端详她手指,玫瑰金。我啧啧啧,她不理我,右手放在编辑机上一边转着旋钮,反反复复找一个同期声准确的点,已经三天没怎么睡了,新郎来送完吃的又走了。
我们工作了一大会儿,我说:“老郝。”
“嗯。”
“老郝。”
“说。”
“将来我要死了,我家娃托付给你。”
她头都不回:“当然。”
三个月后,我接到通知,离开“新闻调查”。
那天我回来得很晚,电梯关了,我得爬上十八楼。楼梯间灯忽明忽暗,我摸着墙一步一步走,墙又黑又凉。
想起有一年跟谭芸去四川的深山采访,下了几十年没有的大雪,山里满树的小橘子未摘,雪盖着,我让张霖站在车上,从树上摘了几个。拿在手里小小鲜红一粒,有点抽巴,冰凉透骨,但是,那一点被雪淬过的甜,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橘子。
中午走到镇上,水管冻裂,停水了,我们找到一家小馆子,让他们下挂面,煎了几只蛋,又切了些硬邦邦的结着霜的香肠。胖老板娘拿只碗,红油辣子、花椒油、青蒜叶子调的蘸料,又抓一把芫荽扔里头。
冰天雪地里,围着热气腾腾的灶,吃点热乎东西,李季说:“真像过年。”
我呢,在万山之间,站在肮脏的雪地里,脚冻得要掉了,深深地往肺里吸满是碎雪的空气,心里忍不住说:“妈的,我真喜欢这工作。”
现在我得离开了。
我从此再也没有去过调查,跟同事们也没有告别。能说的都已知道,不能说的也不必再说。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老郝,她从那以后,没有再与出镜记者合作,万水千山独自一人。但这话我俩之间也说不出口。
我在别的节目工作很久后,新闻中心的内刊让大家对我说几句话,调查的人把对我的话写在了里头。陈威没写,发了一个短信给我:“火柴,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等着,放心。”
他说:“不放心。”
我不知道怎么回。
内刊上有老郝的一句:“她是我迄今为止所见意志最强的记者,相知六年,真希望再一个青春六年来过,我们再并肩。”
六年……六年前,还是二〇〇四年,大伙都在,不管去哪儿出差,多偏远的路,外面雷雨闪电,车里都是一首接一首的歌。出租车有音响就都跟着唱,没有音响,就谁起个头大家跟着唱,不知哪儿来的劲儿,啸歌不尽,好像青春没个完。
有一次,出差在哪儿不记得了,薄薄一层暮色,出租车上,我哼一首歌:“我迷恋你的蕾丝花边……”
“编织我早已绝望的梦……”有人接着唱。
是小宏。我转头看他一眼,这是郑智化一首挺生僻的歌,我中学时代,一个人上学放学的路上,不知道唱过多少遍,从没听别人唱过。
他不往下唱了。
我又转回头,看了会儿风景,又随口往下哼:“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
这次是两个人的声音接下去了:“我不再与世界争辩……”
我猛一回头,盯着老范,她个小破孩,连郑智化是谁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会唱这歌?
她一脸天真地看着我:“你老唱,我们就去网上找来学啦。”
我不相信。
他俩说:“不信你听啊。”
小宏对老范说:“来,妹妹,预备……起——不要问我为何如此眷恋,我不再与世界争辩,如果离去的时刻钟声响起,让我回头看见你的笑脸。”
他们合唱完了,傻乎乎冲着我笑。
老范,老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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