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秀才间的辩难本是相互印证，以求有所进益，这也是士子们在一起常做的一样事情。一个人闷头读书，难免会有缺失之处，这般相互发问，便能有查缺补漏的功效。然而当话题谈及孟子时，五个人就分成了两拨，直接对立起来。
这一起“嘴仗”发端于赵澍坪和吕成亮之间。
赵澍坪道：“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可见圣人对其是赞许的。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责其有及人之近利，无经国之远猷，这已偏离了孔夫子的本意。须知子产所做之事虽小，却是有惠于百姓的实事，岂可以施恩讨好视之？若非如此，又如何能让百姓信服？”
吕成亮道：“承泽此言差矣。孟子之语，是责子产本末倒置，而非恩惠示人。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二河之名），这只是末节。如果在河上修桥，那么百姓还会有渡河的难题吗？也就无须再用他自己的车驾了。”
赵澍坪道：“子明焉知济人于溱洧不是解人燃眉之急？难道对此视而不见，只去派人修桥，让百姓过上数月再渡河就是对的？你又怎知子产未成其徒杠（行人小桥）舆梁（行车大桥）？”
吕成亮道：“书中未载，承泽又怎知子产修了桥？”
赵澍坪道：“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书中未载，难道就未做过么？”
吕成亮笑道：“承泽既然非孟子之说，又何以引孟子之语？”
赵澍坪也笑道：“可见孟子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子产惠人”出自《论语?宪问》，“惠而不知为政”出自《孟子?离娄下》，“尽信书不如无书”出自《孟子?尽心下》。
《论语章句》杨铮只学了一小半，不过《论语》的正文却已大略通读过一遍，脑子中还有些印象。《孟子章句》虽还未学到，但也并非全然不知，至少最著名的几个篇章、典故还是记得的。加上吕、赵二人又分说地比较清楚，因而杨铮理解起来并不困难。
苏轼曾作过一篇《论语说》，对后世影响极大。朱熹为《论语》作集注，就有许多条目引征自《论语说》。苏轼本身又是文坛偶像，到此际虽已故去近五百年，但在文人当中仍有数不尽的粉丝，其“辩孟”的观点自然会有许多拥趸。
赵澍坪的辩孟之语，便大抵承袭自苏轼。
不过杨铮又听了片刻，随着两个秀才将话题铺陈开来，就知道他们的分歧并非是对经义的理解，而是源自处事的不同态度。
简单地说，赵澍坪认为孟子的言论太过“务虚”，虽然道理非常高大上，但对于具体事物而言，却没有多大实际用处。而吕成亮则认为，对于孟子的言论要认清根本、抓住核心，绝不能断章取义，曲解孟子的本意。
赵澍坪在衙门中历事，比较看重实际，执此态度并不奇怪。而吕成亮因曾游学于江南，受了泰州学派的影响，思想上比较“前卫”，有那么一点民权解放意识，力挺孟子也在情理之中。
其实这二人倒没什么原则性冲突。赵澍坪并非否定孟子，只是认为凡事应从小处着手，更看重实用性，这与苏轼的观点也是一脉相承。苏轼任地方官时，做了许多实事，实际上他对于孟子的民本思想是非常推崇的。
吕成亮于“务实”方面虽不如赵澍坪，书却读得颇为扎实，加上在外游学期间，于“辩孟”方面长了许多见识，应对起来很是自如，赵澍坪不免渐渐落了下风。
李宗书、马世杰二人见状，便开始给赵澍坪帮腔。吕成亮一对三就有些吃亏了，幸有胡忻相助，这才扳回了局面。
杨铮在旁听着，不禁想起《论语?公冶长》中的一篇内容：“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孔子对子产的评价可谓极高，这君子之道，便是孔子所倡的为政之道。孟子说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其论调与孔子相左，被人批驳自是难免。
说起来孟子可谓藐视权威的典范，与孔子的某些论调相左只是其一，其民贵君轻之说，当其时便让许多诸侯不喜。
本朝太祖更是深恨之，曾道：“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孟子》一书也因此遭到删减，内容少了许多。原本朱熹所作《四书章句》有二十六卷，至本朝通行的却只有一十九卷，便是因此之故。
那五人又论了一会，大概是酒喝得有些多，辩难就成了抬杠。
李宗书道：“我前阵子看了本书，上面有首诗是这样写的：‘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必纷纷说魏齐。’”
杨铮心道：“这诗听着好耳熟啊！”
吕成亮道：“这是宋人所作《道山清话》上的吧？不过笑谈而已，如何可以当真！”
李宗书笑道：“子明说是笑谈，难道这些不是孟子所论所为？”
吕成亮道：“齐人二妻，是讽人之伪势。常有人自称识得某官，狐假虎威，其实根本毫无瓜葛，此类行径诸位都不鲜见吧？攘鸡是借喻苛捐杂税，既知是错的，便当立即改正，不可借故拖延。这首诗不过断章取义，难道不是笑谈？”
胡忻道：“不错！周天子分封诸侯，彼时君臣之分又岂可与此时等同。若以此分，春秋诸多先贤，怕是大半都当不得了。”
马世杰道：“这书我也看了，上还有一首诗：‘完廪捐阶未可知，孟柯深信亦还痴。岳翁方且为天子，女婿如何弟杀之。’慕之亦信其真否？”
胡忻笑道：“成绩兄此言大谬，孟子所痴者仁也，至于舜、象故事的真伪，又有何关系呢？若只问事而不求义，岂非买椟还珠，舍本逐末？”
杨铮听那几人争论，不禁笑了起来。
孟子作为儒家先贤，到了前朝蒙元时更是被尊为亚圣，然而却一直颇受争议。这固然是因为他的许多思想不利于皇权稳固，使统治者不喜。另外他所编的故事破绽太大，经不起推敲，缺少说服力也是原因之一。
借助某个故事或某个现象来说明一个道理，本是为了便于听者理解。但若举例不恰当，却会适得其反。逻辑性比较差大概是华夏古代文人的一个通病，很少有人能作出一篇逻辑严密的论述。
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是因为这些先贤们心中先存了一个道理，然后再编故事去论证，而不是通过事实去推导出道理，由果强索其因，不免本末倒置似是而非。
比孟子稍晚些的荀子，在其名篇《劝学》中写道：“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只为证明学习要专心，道理没有错，可蚓和蟹的习性与学习专心之间有一文钱的关系么？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
当然，杨铮并不觉得自己就比孟子、荀子、苏轼这些人聪明。古人受限于所处的时代，其思想，学识有局限性，作出错误或不严谨的论述并不能说明什么。他们能在千百年后仍享有盛名者，哪一个不是才智超群之辈。
只不过单看那些故事，确实很有些娱乐性。
五个秀才越说越热烈。这般抬杠是很难说服对方的，因而道理已经不大管用了，倒有些像是打群架，人多未必就能赢，可至少能壮声势。
吕成亮眼见己方人少吃亏，见杨铮在那含笑旁听，便道：“小友缘何笑而不语，不妨也说说。”
赵澍坪道：“小友笑而不语，自然是不认同你啊，这还用问么？”
吕成亮道：“焉知不是笑你之言，你怎地就敢下此定论。”
马世杰道：“小友制‘杨古井’造福乡里，这便是惠人之举啊！”
李宗书道：“正是，此及人之近利也，子明、慕之可是不以为然么？”
胡忻道：“非也，非也！小友若是帮人担水浇田，才是孟子所云‘济人溱洧’之近利，制‘杨古井’正是如同修桥一般，此节万万不可混淆。”
几人说了半天，话又回到了原处，且不问杨铮所想，各自为他作答，实让杨铮有些哭笑不得。他不禁想，倘若孔老夫子一直活着，看到朱熹所作的章句集注，多半也会有这种想法吧？
吕成亮道：“莫吵莫吵，让小友自己来说。”
如果是辩难，杨铮自是插不上什么话的。他虽有一肚子的道理，可首先要弄明白人家在说什么，而且还要按他们方式引经据典进行回击，那真是想怼都无从怼起。不过这会大家都谈得比较随意，随便说说掺和一下倒是无妨，也省得总让旁人代言。
另外秀才们能够接纳他，一是有吕成亮的逐步引见；二是有知州的关照，算是个“预科秀才”。但要想获得认同，真正融入这个圈子，做些自我展示，相互交流一番加深印象也是很有必要的。
他稍一沉吟，说道：“小弟觉得，近利和远猷并不相悖。子产以乘舆济人，未始不能成其徒杠舆梁。着眼当前与考虑长远，本就可以并行之。书中虽未载子产修桥之事，但子产主郑国之政时，也做了许多对后世影响颇大之事，可见也是个有远虑之人，岂会想不到修了桥方可一劳永逸。”
赵澍坪笑道：“正是，小友之言深合吾意。”
杨铮笑了笑，又道：“不过孟子说子产‘惠而不知为政’，应是对其弟子所言。而且孟子并未说‘惠’就是错的，只是告诫不可止于乘舆济人，相较而言，成其徒杠舆梁更为重要，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二者或有主次之分，却无关乎对错。”
胡忻道：“可不是么，承泽兄断章取义，实不足取。”
吕成亮打断道：“等一下，铮小友，你这是要做那墙头之草，两边倒吗？”
杨铮笑道：“岂敢，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就拿‘杨古井’来说吧，我之初衷是帮助家人，进而惠及同乡，这确是及人之近利，以小弟我的能耐，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不过我和古掌柜已经将此物制法交与知州报知朝廷，若明年能在与我秦州相似之地推而广之，其功效当能抵得上修桥便民之利。可见二者并不矛盾。当然，无论近利还是远猷，都是于官绅而言，和小弟我可不沾边。”
将“杨古井”的制法献出，起初是因铁铺匠人外逃的应对之法，那时还有保密的必要。到这会已经快两个月了，朝廷早就收到了，自然也不用再藏着掖着了。虽然这算是被动之举，并非杨铮说得那么高大上，不过也只是早行了一步而已。从一开始，他也没想将这东西捏在自己手里大肆牟利，因而略去缘由也就没什么心理负担。
五个秀才一听，不由对杨铮多了点敬佩之意。寻常人敝帚尚且自珍，将好东西献出去，那可真没多少人能做到，要不然让士绅们退地怎么那么难呢。
马世杰与李宗书二人同杨铮并不熟，只是见吕成亮那三人对这个小童生以友视之，方未有轻视之心。不过之前五人论了半天，杨铮都是旁听不语，他们也就未太当回事。这时听了杨铮一席话，倒是颇有些自己的见解，这便有了探究考校之心。
马世杰道：“小友对‘性如阴阳，善如万物’作何解？”
“性如阴阳，善如万物。”这句话出自苏轼所作的《论语说》，后面还有一句是“万物无非阴阳者，而以万物为阴阳则不可。”这是针对孟子性善论而发，可算是苏轼辩孟的重中之重。
苏大学士的逻辑性比先贤孟子要强了许多，其实他的“辩孟”不是“非孟”，而是对孟子思想的一种完善和补充。
方才五个秀才已经在这个话题上谈了许多，杨铮听了半天，自也有他的想法。将事物一分为二，非阴既阳，这种别类之法向来是他所不赞同的。
他想了一下，说道：“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我觉得夫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三字经》开头几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实孔子并未论人性之善恶，后面两句才是《论语》中的孔子观点。
李宗书抚掌道：“正是，正是！”
吕成亮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诸位莫非也不以为然？”
马世杰道：“孟子还说过：‘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子明当知人与非人之别。”
赵澍坪道：“然也，北虏、倭寇这等‘非人’之人也在其列乎？”
孟子所谓的“人皆有之”，其实也是有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必须是“人”。这其实是以善恶为标准，将人分为了“人”和“非人”两类。所以要是抠字眼的话，可以说孟子的阐述比较狡猾，也可以说自相矛盾。
五个秀才又在这个问题上争论起来，可已没有多少新鲜说辞了。
杨铮听了片刻，说道：“何为人？”
秀才们听了不禁愣了一下，这个问题好生简单，可是却又不是太好回答。
杨铮道：“我们是人。”
吕成亮瞪眼睛道：“小友这话好生噎人。我们是人，这又何须你说？”
杨铮笑了笑，说道：“我们是人，倭寇是人，北虏也是人。天下万邦，如我们这样，会思考，会说话，会穿衣，会用工具的，都是人。”
吕成亮点头道：“这还有些道理。”其余几人也都点了点头。
杨铮道：“人可以群分之。士农工商是一种分法，陕西人四川人又是一种分法，成丁不成丁也是一种分法。同样的，也可分为汉人、倭人、蒙人等等。”
胡忻道：“小友之意，‘人’与‘非人’也是一种分法？”
杨铮道：“正是此意。”说着蘸了些醪糟在桌上画了两个相交的椭圆，中间相交部分面积占了绝大部分。心想，现今还没有文氏图的叫法吧，以后是不是得要叫杨氏图了？
画完之后说道：“好比天下所有的人，都处在这两个圈的范围之内。左边这一小块，便是‘人皆有之’的良善之人，右边这一小块，既是‘非人’。中间这一大块，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人。”
众秀才瞪大眼睛看着桌上的图形，顿觉难以接受。在这个图示中，良善之人所占的比例也实在太少了，这显然不符合“性本善”的论调。而苏轼的“万物无非阴阳者”在这个图形中也得不到体现，中间“不阴不阳”的区域反倒是最大的。
吕成亮道：“小友这个图样，吕某实难苟同。”
赵澍坪道：“善恶之间水火不容，你这不善不恶又是什么道理？”
其余几人也纷纷表示，不赞同杨铮画的这个图样。
杨铮笑了笑，说道：“那就换一种分法。左边为‘上知’，右边为‘下愚’，中间这一大块便是介于智愚之间的普通人，几位兄台以为妥当否？”
李宗书点头道：“这倒说得通。”
杨铮道：“我大明子民多为良善，但相公们可曾想过，这是为什么？”
李宗书抢道：“当然是教化之功。性相近，习相远，人非生而知之，若无教化，又岂能知是非良善。”
杨铮道：“我亦持崇儒兄此念。我华夏与四夷之分，便在于此。自羲皇一画开天，肇启华夏，便有了教化传承。至圣人出，为万世师表，至今传承不息。受教化者，不单单是读书人，亦包括每一个华夏子民。小弟父母皆是农人，并不识字，然而他们也知忠孝节义，也知礼义廉耻。”
（ps：伏羲一画开天为华夏最早的创世神话，载于先秦时的楚帛书中。盘古开天的神话最早见于三国时吴国人徐整的《三五历经》中。秦州为羲皇故里，当地人自然更认同前者。虽为传说，但杨铮以此论开端，说服力更强。）
秀才们都点了点头，表示认同杨铮的话。
杨铮又道：“然而良善之辈，未必就会始终如一，圣人、君子总是极少数。还有许多犯下国法族规的罪人，也未必在此之前就是恶人。就是读了圣贤书考中进士者，在官位上触犯朝廷律令的恐怕也不少吧。难道他们就不知道是非善恶么？‘人’与‘非人’，或许就在一念之间。”
胡忻叹道：“是啊，君子慎独，若不能时时自修自省，免不了便要行错、踏错。”
杨铮道：“上月古记铁铺被人诬告，祝同知开堂审案，几位兄台都是在场的。究此事之因，是有人起了贪念，许多‘非人’的恶行，便是因此而起。小民不读圣贤书，自是要仰仗知书之人教化，同时也要有律法威慑，使之知善恶的同时也心怀敬畏。”
听了杨铮这一番话，秀才们再去看桌上已经变得极淡的图样，就觉得“人”与“非人”之分，还真是如此。这不仅是因为杨铮的话入情入理，更是因为他的立论合圣人之道。不管孟子还是苏轼，其权威性自然是不能和孔子相比的。
马世杰道：“小友高论，当真让人耳目一新！”李宗书道：“李某佩服。”
吕成亮忽然笑道：“方才我说你是墙头之草，你便扯了这么一通，是想说我等俱是墙头草么？”
杨铮笑道：“岂敢岂敢。草立墙头，左右摇摆皆因风势，并不由己。读书人养浩然正气，为人处事当凭本心。”
胡忻道：“小友说得好。正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如此方为大丈夫！”
赵澍坪等人也都称善。他们虽然不赞同孟子的一些观点，但对其道德理论却不能不服气。
众人吃喝谈论了半天，这会太阳垂下山头，院中冷了起来。吕成亮让人将杯盏碗筷收了，在堂屋中重新摆开。他也购置了铁炉子，堂屋里便支着一个，打开风门通了火，再加些石炭进去，众人坐在炉边很快就感觉到了暖意。
冬天生炉子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对于从来没烧过煤的秦州人来说，并非一下子就能接受。吕成亮、赵澍坪、胡忻三人因与杨铮比较熟，对他弄出来的东西比较信服，这才到古记铁铺各订了几个。此时李宗书和马世杰见确是利于取暖，便也动了购买的念头。
因石炭运距较远、售价较高，能烧得起的只是少数人家，铁炉的销售也就不必去花什么心思。知州那里送过了，生员当中也有人买了，这种宣传力度就足够了。用不了多久，不差钱的人家该买的自会去买。
如果到了明年，能够制出实用的四轮马车，使运输成本大大降低，让普通百姓也烧得起煤，再去运营这门生意才算有些意思。
又过了些时候，天色将晚，吕家家仆来报有人接杨铮回家，杨铮便向秀才们告辞。
吕成亮道：“大家谈兴正酣，你何必这么早回去呢？”
赵澍坪道：“是啊，咱们秉烛夜谈，岂非美事？”
胡忻道：“你家又不远，再迟一些也不妨吧？”
杨铮道：“承蒙相公们不弃叨陪末座，已是受益良多。铮读书时日尚浅，几位兄台所言的许多典故经义都还不懂，只有回去好好读书，下次才好继续叨扰。”
李宗书道：“小友何必过谦，你或许书没我们读得多，识见却大大不凡。”
吕成亮笑道：“既是要用功读书，那就不耽误你了。只是你又拿邸抄去看，就不怕分心么？”
杨铮道：“正所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家天下事事事关心。’小弟可不愿做死读书之人。”
胡忻赞道：“此联甚好！”
马世杰道：“闻小友此联，当浮一大白！”
吕成亮道：“确是好联，来来来，共饮一杯你再走！”
杨铮听到秀才们赞许，却不禁暗叫一声糟糕。一时大意，竟然忘了这会还没有东林书院呢，想来这副对联即便已经有了，也不会流传太广。这事还不好解释，否则会更说不清楚。幸好这一联立意虽高，用词却浅显易懂，尚不算突兀。
当下装作无事人一般，与秀才们干了一杯，拿了两份邸抄告辞而出。五个秀才将他送至小门院外，相互拱手作别。这等礼遇自是未将他当成小童生，而是可平等交往的朋友。
月盈与栓子、黑娃三人候在外面，见杨铮出来，上前相跟着往杨家坪行去。
月盈道：“娘见天都暗了二哥还未回，便让我们来寻你。”
杨铮道：“时候不早了，是该回去读书了。”
四人走在路上，说了些熔铜及油印之事。快到村子时，这一段路折而向北，仰头便可见那颗大如灯盏明亮异常的新星。北极星在其下方，其光芒相较之下也是黯然失色，再向下差不多远的位置，在山头之上，北斗七星只露出一半。
前几天月盈等人都听杨铮说过，这只是正常天象，没什么大不了的。可眼见着那星越来越亮，都不禁有些惊惧。
杨铮见大家突然都不说话了，忍不住摇了摇头。不多时四人进了村子，各自回了家。
杨铮与秀才们边吃边聊，这会食也消得差不多了，回到屋中便点起蜡烛读书。
他拿起《宪问》那卷，翻到“子产惠人”一章，见其后朱熹注曰：“子产之政，不专于宽，然其心则一以爱人为主。故孔子以为惠人，盖举其重而言也。”心想，这算不算是耍滑头啊？随即将这卷书放在一旁，将正读的那一卷取了出来。
月盈给杨铮倒了杯水放在桌上，说道：“二哥，你说那颗天星，过阵子就会消失了？”
杨铮见月盈眼中隐隐带着些惧意，便放下书卷，说道：“其实天上的星就和人一样，是有寿数的，只不过星之寿数比人要悠长得多，有亿万年之久。天上那颗异星，原本只是颗不起眼的星，眼下寿数到了，便回光返照大放光芒。或许过上半年，便即烟消云散了。”
月盈缓缓点了下头，道：“原来是这样啊。”在桌子另一边坐下来，摆上黑板准备画字。
杨铮见月盈变得有些伤感，不禁心中暗笑。小姑娘长大了，开始悲春伤秋，这也没什么不好，至少比心中惊惧要强得多。
转念又想到，儒家的天人感应，是吸收了墨家天罚之说，以天地异象来警示君主。在皇权社会，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让皇帝心存敬畏，行事不至于毫无底线。据说成祖文皇帝迁都后，雷火焚毁了奉天殿，便疑是惹恼了太祖在天之灵，为此惊惧不已。
但另一方面，将天地异象与皇权联系起来，却也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数学及一些自然科学或成禁学，或止步不前，与此关系极大。
华夏文明的发展，在科技方面比较偏重于实用性，一直是以技术为主，而不重视理论的归纳总结。而且就是技术研究，也常被统治阶层斥为奇技淫巧，因而虽然可以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做到领先，却一直未能形成完善的体系，可谓先天不足。
就拿数学来说，不论是发现勾股定理的时间，还是求得圆周率的精确程度，都是西方望尘莫及的。
但在华夏，数学这门学科却始终未能形成。虽有《九章算术》这样的专著，后世却未有太大的发展，许多数学方面的著述，都是给这本书注解，就如朱熹给“四书”注解一般。古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作学问，基本都是这么一种方式，离不开前人的经典。
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现有的算术方法，已经足以解决实际问题了。不论是作生意，盖房子，又或者丈量田亩，用《九章算术》及其衍生著述里的内容，都足以解决了。
如果没有天文研习之限，有更多的人将目光投向苍穹之外，那么数学或许能够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已有的那些数学知识，是不足以解决星体间的运行计算的。现今历法越来越不准确，也是因此之故。
杨铮不由又想起今日秀才们的论战。如果华夏的士人阶层（知识分子）都不注重逻辑性，科学是很难在这片土壤上生根发芽的。或许他可以凭借自己的学识，搞一波技术大跃进，但若没有科学基础做支撑，楼盖得再高根基也是虚的。
此时的欧罗巴，应当正值文艺复兴的高峰吧？一场惨烈的黑死病灾难，却带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进而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并且成体系的发展。此时西方的资产阶级也已经形成可观的力量，正四处扩张掠夺，大明的许多白银，就是他们从美洲带过来的。要说东西方拉开差距的分界点，恐怕就是这个时候了。
尽管此时的大明，许多技术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也是世界上最富庶、最强大的国度，但此后便会被西方逐步赶超。
在原来的时间线上，逐步建立起完整科学体系的西方，经过两百年的积累，孕育出了工业革命，我们的东方古国远远落在了后面。
桌子另一边画字的月盈许久未闻翻书页之声，抬头见杨铮一脸凝重之色，盯着桌面一动不动，便问道：“二哥，你怎么了？”
杨铮回过神来，轻叹一声，道：“想到了一些过去未曾细想的问题。”
月盈道：“若是烦闷，不妨歇歇。”
杨铮道：“也好，我到外面透透气。”说着起身出了屋。
月盈到窗前看了看，见杨铮到单杠上做引体向上，便又回来坐下来。心想：“莫非是我惹到二哥了？”
杨铮一口气做了四十多个引体向上，消耗了许多体力之后，心绪也平复下来了。
站在院子当中，看着北天那颗如灯盏一般明亮的异星，心想：“这颗超新星在后世早就看不到了，既然我能够看到，说明这里确是那个曾经的大明。而我这个本不应该存在于这里的灵魂，不也正是一个奇迹么？或许只要微微扇动一下翅膀，这世界就会不一样了。其实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固步自封闭关锁国，若一直保持东西畅通，难道还会被落下么？”
他观了会星象，突然间有了主意，转身回到屋里。
月盈见杨铮眉宇间舒展起来，心情似乎又好了，不禁暗自奇怪，却没敢多问。
杨铮提起笔来，在纸上写下一行字，写罢叫月盈来看。
月盈见这行字是横着写的，看得有些发怔，念道：“线直条一，有只，且有点两过。二哥，这是……诗？”
杨铮笑道：“你念错了，要从左往右念。”
月盈便重念道：“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皱眉想了想，问道：“二哥，这是什么意思？”
杨铮轻轻拍了下额头，道：“对了，还要先给点、线、面作出定义来。”侧头想了想，忽又省起“点”是无法被定义的，只能作出描述，便在纸上写道：“点者无分，无长短广狭厚薄。”随后又在旁边用笔尖轻点一下，道：“这就是点。”
月盈看了一会，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了。
杨铮又写道：“自点引之为线。线有长无广。试如一平面光照之，有光无光之间不容一物是线。”
月盈说道：“二哥，你的意思是不是，通过两个点，只能画一条线？”
杨铮道：“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等我整理出大致内容后，再细细给你讲。”
月盈点了点头，道：“可是二哥为何要将这些话自左而右横写呢？”
杨铮道：“这门学问和算术一样，是需要列等式计算的，横写更为方便。”
月盈已经学了加减等式，对此倒是很好理解。又问：“那这门学问叫什么？”
杨铮想了想，说道：“叫形学吧。”
几何学之名来自音译，若以此命名，不免让人不知所云。“形学”之名也曾用过很长一段时间，倒是比较形象直观一些。
数学，尤其是几何学，要求有非常严密的逻辑性。因而若是“形学”能够普及开来，会有很不一般地意义。
杨铮准备在条件成熟后，用横向排版印刷此书。
当下的书籍文字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版方式，是承袭自竹木简书籍，虽然是文化传统和底蕴的象征，却着实不太方便。因为人大多是右撇子，书写自左而右更为方便。另外双眼一左一右，视野横宽竖狭，横向阅读也比竖向阅读更符合人体工学。
当然，对于此时的人来说，肯定是竖版更为方便，习惯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可要推广数学等式，尤其是以“天竺”数字组成的等式，却非要横写不可。
此外这里面还有杨铮的另一层心思。
皇权社会的上下尊卑，在竖版文字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比如太祖定下的圣旨模式，起首写一“奉”字，然后另起一行，顶头写“天承运”三字，而后再起一行，落后“天”字一格，写“皇帝诏曰”。这可绝不是断句的要求，而是因为天最大，必须要最高，不能有字超过。皇帝为天子，便落后“天”字一格。其后所有行文，除非有“皇”之类的字，绝不能有超出者。
考生应试答卷，也要尊守这个规则。如果不小心没把皇帝写到顶头出格，那文章再好也中不了。
若要印“形学”之书，可以借行文便利之名，稍稍捅一下这根线。只要文中不涉及皇家及国事，以当今比较宽松的环境，应当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当士人们习惯了这种排版后，某种念头也会在心中悄然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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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1：文中关于点线的描述，摘自《几何原本》利玛窦译本。
ps2：文中提到的超新星为sn1572，又称第谷超新星。丹麦人第谷于1572年11月11日观测到此星，被认为是第一个发现者，故有此名。明代史料记载，钦天监于十月初三夜观测到此星，是日为西历1572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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