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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章名太长，所以写在这里：
七、东方不败——被阉割的男性、被扭曲的女性气质
《笑傲江湖》里存在一个独特的群体——即以东方不败为代表的自宫的男性，包括岳不群、林平之。为了获得最高的武学奥秘，借以获得至高的权力或者达成自己的心愿，这个群体的男性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甚至是残忍的方法来学习《葵花宝典》。
他们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武技上的迅速提高，甚至掌握了莫大的权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失去了性别，在这个由男性掌握了话语权的世界里，他们成为“他者”。不仅遭到男性的排斥，也遭到女性的排斥。史书美在《性别与种族坐标上的华侠省思——金庸•徐克•香港》论述了东方不败的形象以及这个形象背后隐含的性别政治：
“其不阴不阳的性别模糊地带也即是非人性非理性的冷酷的象征。
“他的出现对以令狐冲为男性的表率（身怀绝技之多情侠隐之人）和以任盈盈为诸女性的表率（有适当的才华和适当的娇羞的女性） 的性别秩序有着相当不安定的作用。他的不男不女，他的丑陋和颓废，他的无法被归类，他的不可思议，令狐冲只能以两性秩序井然的观点排他于秩序之外的‘他者’之境，即是变态同性恋者，也是阴险毒辣的大魔头，不仅是已丧失了人性，更是充满‘妖氛鬼气’，有着‘妖异模样’，令人‘恶心’，更加‘越看越是心中发毛’直称他为‘老妖怪’、‘男扮女装的老旦’。此时，性别境界模糊的东方不败已然被纳入‘妖魔’之境，人情之境的逻辑已无法适用于他，从而变成了绝对‘他者’的代名词了。……东方不败这一符号的建构，是经由性别错乱的载体而展现为极致，暗指《笑傲江湖》中对政治人物的讽刺中隐含的对性别越界不甚苟同的基本立场。“东方不败之不忘义不忘情之举，却因他的诡异的性别错乱而变成不可理论的一部分，全然被他者化，而不是人性某些美好质素的保留与展现。”
在上述论述中，史书美注意到了东方不败的性别模糊——不男不女，不阴不阳。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继续挖掘下去，他忽视了这个性别模糊下面隐藏的父权制社会中的性别歧视以及阳具崇拜论。
东方不败的丑陋、可怕、变态、恶心，是从令狐冲的眼光里映射出来的。令狐冲的眼光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令狐冲本人是这个男性掌握话语权的世界——江湖世界里很具有代表性的男人，可以说是男人中的男人；第二，造就这个江湖世界的作者是男性；第三，长期以来读者的普遍心理沉淀形成了男人应有的形象。
用男人的眼光来打量东方不败，他自然不是男性的，因为他不具备男性气概。但是，在《性别与种族坐标上的华侠省思——金庸•徐克•香港》一文里作者忽视了东方不败的变态妖异不是因为他的不阴不阳，而是在于他身上多了原本不应该有的“阴”，也就是女性气质。试看《笑傲江湖》里对东方不败的描述：
“一进门，便闻到一阵浓烈花香，见房中挂着一幅仕女图，图中绘着三个美女，椅上铺了绣花锦垫。”
“最后这两句说得嗲声嗲气，显然是女子声调，但声音却明明是男人。”
“房内花团锦簇，脂粉浓香扑鼻，东首一张梳妆台畔坐着一人，身穿粉红衣衫，左手拿着一个绣花绷架，右手持着一枚绣花针，抬起头来，脸有诧异之色。”
“慢慢给他除了鞋袜，拉过熏得喷香的绣被，盖在他身上，便似一个贤淑的妻子服侍丈夫一般。”
诸如此类的句子还有很多，就不举例了。从这些描述上我们可以看到东方不败居住的地方——女子的闺房（令狐冲便如此认为） ，他的声音——“嗲声嗲气”、他穿的衣服——“粉红衣衫”、他的举动——绣花、他的武器——绣花针，一切都是属于女性的。而东方不败本身是个男性（这个时候众人还不知道他自宫了），所以一切显得“阴森森的妖氛鬼气”，正来自东方不败的男性身份和女性气质的不协调。
在这里又存在一个心理定势，这个心理定势不仅存在于令狐冲、任盈盈的身上，还存在于作者金庸，以及广大读者的身上。那就是嗲声嗲气、粉红衣衫、绣花针……这样的形容和物体是女性专有的，或者说它们体现了女性的女性气质。
也许作者没有注意，读者也没有注意。这个心理定势正是女权主义文学批评里引起的批判最严重，也是最一致的：
“长期以来，大多数女权主义一直从事着这样一种约定成俗的时间，即用‘女性’（femine）和‘男性’（masculine）代表社会构建（受文化和社会规范强制的性别和行为模式），并将‘女的’（female）和‘男的’（male）用作纯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差异……‘女人气质’（femininity）是文化建构：正像西蒙娜•德•波伏瓦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并非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one isn’t born a woman,one becomes one）。从这个角度来看，父权制压迫包含了这层意义：把‘女人气质’的特定社会标准强加到所有生物女人身上，恰恰是为了使我们相信‘女人气质’的被选定标准是自然的。”
在父权制社会里，男性气概和女性气质是二元对立，前者意味着阳刚、力量、智慧、主动等等，后者意味着阴柔、软弱、无知、温顺等等。前者表示了一种理想的状态，而后者是女性应有的，也只能在女性身上才表示理想的状态。一旦男性身上出现了阴柔、温顺、软弱等，那就意味着理想的缺失。因此，女性气质实际上是一种被扭曲的女性气质，是男性以自我为中心塑造出来的女性气质，并且强迫要求所有的女性主动或者被动地符合这个规范。在绵延数千年的历史里，我们深受影响，并且默认为这是自然的，理所当然的。如陶丽•莫依尖刻指出的那样——“甚至就连女人也会无意识地使性别歧视的态度和yu望自我内在化”。
在作品里放进一张脸并赋予它一个性别，那么，作者就创造出男人或者女人的表象。随着令狐冲的眼光，我们步步惊心，东方不败在视觉和听觉上给于我们强大的冲击。这来源于读者先前内心的界定——东方不败是个男的，同时也界定了他的气质、性格、行为以及穿着打扮等等。所以，界定中的东方不败和实际的东方不败的形象之间的巨大差异引起读者的强烈反感。正如史书美所言：“东方不败之不忘义不忘情之举，却因他的诡异的性别错乱而变成不可理论的一部分，全然被他者化，而不是人性某些美好质素的保留与展现。”
不仅如此，根据金庸在修辞上的选择和使用，我们也能捉摸到他本人类似读者的情绪的流露。这体现了作者和读者两方面的集体无意识。伍尔夫说得好：“是衣服穿我们，而不是我们穿衣服”（《奥兰多传》）。这也说明了优秀的作家一方面能超越时代，同时也不能超越时代。
在前文提到，金庸对女性的界定是“爱qing动物”，当东方不败失去了阳具，多了女性气质后，他/她从一个充满权利yu望的枭雄变成了一个只愿意和爱人长相守的人妖。也许，这正暗暗吻合金庸对女性的界定——“爱qing动物”。
东方不败的形象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个特有的独特的群体——太监。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在今天）普遍范围内他们被视为并非是值得同情的残疾人，而是一种异化的妖物。太监，在这个称呼的背后，不仅意味着生理上的残缺，也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父权制社会里引以为傲的男性的标志。
在太监的身上深刻折射出中国父权制社会的阳具崇拜 ，失去了阳具意味着失去了男子气概，意味着男性性别的丧失（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而且是社会意义上的，并且后者的涵义更多于前者）。并且引起气质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女子气”，或者“娘娘腔”。男性身上多了不应该有的女性气质，使得男性气概受到极大的损害。而这种损害的缘故来自阳具的被阉割。如同东方不败自己所解释的：“唉，冤孽，冤孽，我练那《葵花宝典》，照着宝典上的秘方，自宫练气，炼丹服药，渐渐的胡子没有了，说话声音变了，性子也变了。我从此不爱女子，把七个小妾都杀了，却……却把全副心意放在杨莲亭这须眉男子身上……”，他把自己的变化归结成阳具的丧失（到底是否是这样，不知道生理学上有无解释），把变化的趋势默认成向女性靠拢。作者如此解释，读者也如此接受解释。
在东方不败身上体现的种种性别混乱，以及作者与读者对他的界定和认识，似乎都在暗示正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惯例在决定着男性和女性，并确保性别的对立成为一种井然有序、等级分明的两极分化。手机用户看诱惑之道途请浏览https://m.shuhaiju.com/wapbook/5014.html，更优质的用户体验。